在天津生活了將近40年，大大小小搬過十來次家。每次搬家，都要丟棄一些書籍和生活用品。但唯有一樣，是不舍得丟棄的，那就是父母寫給我的信，也就是現在經常被人們追憶的家書。

38年前，我剛16歲，第一次離家從河北農村來到天津工作。因為家中排行老小，以前也從未出過遠門，所以父母不放心，便要求我每隔一個月左右就給家里寫一封信。父母收到我的信后，再及時回信。母親雖然識字，但不能寫，信都是父親以“父母手示”的名義寫的。起初，父母的信都寫得很長，從吃飯穿衣到合理安排開支（那時我每月只有30多元的收入），從熱愛工作、尊敬師傅到團結同事，可以說事無巨細。幾乎每一封信，父母都要囑咐我保重身體。有一次，我在信中流露出想家的心思，父母便在信中鼓勵我“好男兒志在四方”，同時也經常告訴我家中一切都好，不用惦記；有時還把侄子、外甥頑皮、淘氣的事情告訴我，排解我的寂寞和孤獨；有時得知我在工作、學習中取得了一點成績，也會來信鼓勵，并提醒我要謙虛謹慎、戒驕戒躁。

1983年，我考上了大學，父母便經常在信中過問我的學習情況，每一學期的成績，都要求我如實匯報。有一次，為了聽一位名人講座，我和許多同學曠了課，老師大為惱火，凡是那天未到的期末考試全部記為60分。父親見到這門課的成績，很不滿意，在信中讓我說明原因。從此，我再也不敢曠課。娶妻生子后，父母對我放心了許多，關心點也從學業轉為我們一家人的健康和孩子的教育。當得知我為了補貼家用需要到外面大量講課時，父母很是擔心。有一次回老家，父母看到孩子挑食，特意給我們寫信要讓孩子改掉這個毛病，以免影響發育。

1995年之后，父母和我們家中都裝上了電話，方便了很多，父母的信就越寫越少了。有時我給父母寫信，父親通常會來電話說：“信收到了，咱全家都好，就不給你回信了。”這讓我多少有些失望，覺得不如看信那樣印象深刻，而且信是可以反復看的，打電話卻什么也留不下。父親的最后一封信寫于2008年10月11日，那是在收到我給他買的《資治通鑒》之后。當時父親來電話時，我正在吃飯，信號不好。父親說：“你先吃飯，我給你寫封信吧。”就在寫完信的當天晚上，父親心臟病發作，緊急送往醫院，不幸于10月18日永遠離開了我們。那封信是我回家奔喪后發現的，信封已經寫好了，這也成為父親留給我的最后的紀念。

父母寫給我的信，共有200多封，其中既沒有豪言壯語，也沒有名言警句，都是看上去很普通的話語，但這些話語卻飽含著對我的關愛、教誨和引導。回想起來，自己之所以能夠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安頓下來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可以為社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，與父母信中的叮囑密不可分。在父母的信中，我汲取到了面對生活的勇氣和力量，懂得了自尊自愛、自立自強。